时间:2023-02-21 17:23:29编辑:佚名
(王丽诗/文)
历史学,这门深厚的学科,始终在开放与融合中焕发生机。自20世纪60年代起,历史学家们便积极呼吁与地理、生物等多元学科结盟,开展跨学科研究,为历史学注入新的活力。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波数字化浪潮中,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也紧跟时代步伐,探索数字技术与历史学的深度融合,而李书军便是这场探索中的佼佼者。作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学骨干,李书军不仅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更在数字技术赋能历史学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远见和实践能力。历史的演变与飞跃,实际上往往是由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所引领的。对于这一深刻的洞察,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并辅以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传统上,历史研究倾向于聚焦个体或小团体的活动,这在工业化社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下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但是,李书军依然根据近代历史脉络的重要性和提示性发表了《英格兰共济会总会图书馆资料简介》《例举19世纪英国共济会的重要出版物》,并根据教学痛点,参与翻译了《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一书。既为后来研究留下了按图索骥的线索,也为当下的历史学学习者和爱好者所喜爱。
李书军深知,数字技术能够为历史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从史料的挖掘整理到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再到研究成果的发布与传播,数字技术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助力研究者们更高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历史资料,还能为历史研究注入更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他认为:“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仅可以提高历史研究的效率,更能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历史学注入新的活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李书军致力于探索历史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交汇点。他自主研发的多项技术成果,巧妙地将大数据、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数据的高效转化与利用。其中,他的创新性技术成果——一种基于知识图谱技术、交互式可视化技术研发的历史研究系统,更是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系统是李书军的代表性技术成果,通过知识图谱技术的应用,采用结构化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的可检索性和分析性。同时,交互式可视化技术的进步,使得历史数据的展示更加直观和生动,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探索和理解历史的脉络,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探索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系统凭借其卓越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还在2022年4月荣获创新中国“十四五”历史研究领域科技优秀成果奖。这一殊荣不仅是对李书军个人贡献的肯定,更是对数字技术与历史学深度融合探索的高度认可。业内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纷纷表示,李书军的研究成果不仅彰显了数字技术与历史学的完美结合,更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面对业界的高度评价和接踵而至的荣誉,李书军并未止步。他坚信,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跨学科融合的深化,智能化历史研究方法必将在新时代的历史学繁荣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更智能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到更开放、多样的研究机会,再到更具交互性和沉浸感的历史教育体验,数字技术正为历史学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可能。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李书军又开始研究如何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来还原、设计历史场景。该项技术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历史研究的智能化水平,也为世界史的研究与传播打开了新的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创新成果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众多公司的关注,他们纷纷寻求与李书军进行合作,希望将这一先进技术应用于实践。这些合作不仅推广了李书军的技术成果,也为应用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李书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数字技术在推动历史学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他的工作不仅为历史学界树立了新的研究典范,也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然而,在拥抱数字化的同时,李书军也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史研究传统方法的敬畏与尊重。他强调,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世界史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守历史学的本真,避免数字化对于判断能力的过分局限。数字化技术基于现有的可触及材料,其研究方法始终是人指导的。数字技术目前尚不能或者永远不能解决思考渴望和想象力链接的问题,这恰恰是历史研究者的最大优势。唯有保持人与技术各自的最大特长,并以对方的特长辅助自身行动力之短,方能真正让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世界史前进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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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往事
长衡会战,从1944年5月26日战役开始,至6月18日,日军完成对长沙的合围。
18日,日军4个师团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并施放毒气,猛攻长沙,守城的张德能第四军顽强抗击后,因为我薛岳的“天炉战法”失效,国民党部队,粤军和中央军关系失衡。迫不得已,残部向湘乡、永丰撤退,长沙失陷。
之后,日军又乘机南下,进攻方先觉守衡阳的第十军。至7月初,各路日军完成对衡阳的战略合围。
中国军队,迫不得已,在衡阳外围与日军展开争夺战,时进时退,未解衡阳之围。守城的第十军喋血苦战,伤亡惨重。
8月8日,军长方先觉眼看“补剂”未到,含泪下令投降,衡阳失陷。长衡会战历经3个多月,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统计,国军伤亡9万多人,日军伤亡6.6万多人。
这是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之间震惊世界的一战,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去年11月到长沙考查抗日历史,右起:电影《抗日将军张德能》总策划、市政协张振敏,和编剧曾阳漾、制片人梁庭辉
长衡会战要图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第九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共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共约40万人。
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
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制片人梁庭辉与长沙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先生,深谈长沙大会战内幕和过程。
时间,回到1944年的长沙保卫战,当时薛岳挑起大梁,数次挫败日军,让敌人兵锋止步于长沙城下。然而,此时已经是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似乎已经搞懂了薛岳的打法,这一次日军志在必得。
在开打之前,薛岳依旧很自信,他派出自己的心腹爱将张德能率领第四军守卫长沙,试图重新复刻之前的“天炉战法”消耗日军。
制片人梁庭辉、编剧曾阳漾和唐智轩先生,在抗日文化研究会门前合影纪念。
张德能将军,为什么会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下呢?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在开战之前,国军内部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薛岳虽然能征善战,但也有时候听不进建议,继续“天炉战法”。
蒋介石曾下令:让早做准备提防日军将会再犯长沙,但他认为日军暂时不敢前来;等到日军大量集结后,参谋长赵子立劝说薛岳重心放在衡阳决战,薛岳也没有听从,他坚持要在长沙继续“天炉战法”。
如此一来,还未开打,薛岳就与蒋介石有分歧,而且和参谋长赵子立存在龃龉,这也是当时国军领导层的一个缩影,他们各有所想,意见不统一,所以很多事情便做不好。
张德能的第4军,下辖第59、90和102师三个师,由于第4军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嫡系部队,所以在人员和武器上都是比较先进的,部队战斗力也比较强悍。
第9战区炮兵部队,还拥有榴弹炮、野战炮等50多门火炮,火力强大。然而,当日军推进到长沙附近时,薛岳却转移到离长沙80公里的朱亭,临走时并没有确定长沙守卫战的最高指挥。
致使第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第9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互不统属,造成多头指挥现象,使部队协调不力,指挥混乱,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长沙麓山忠烈祠
军队在部署上,张德能让第59、102师守卫长沙城区,第90师守卫岳麓山一线;炮兵部队听从王若卿的指挥,把小口径、射程近的火炮部署在长沙城附近协助步兵防守城区,大口径、射程远的火炮,则部署于岳麓山阵地。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6月15日晚下达命令,于16日开始总攻。事先专门进行步、炮、空协同作战训练的第34师团,负责进攻岳麓山阵地,压制岳麓山炮兵火力;专门受过城市巷战训练的58师团,则负责攻击长沙城的守军。
由于,战前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城区,日军进攻部队又准备充分,第90师以一师之力难以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在飞机掩护下的猛攻。
18日日军攻上岳麓山山顶,控制了第9战区炮兵阵地,致使数十门大炮被遗弃,这些可都是大口径的大炮,火力损失非常惨重。
日本指挥官横山勇。
岳麓山阵地危机时,张德能才意识到岳麓山阵地的重要性,慌忙让59师、102师主力趁夜渡江增援岳麓山,由于抽调命令是夜间下达,部队没有做好动员准备,士兵以为退却,慌忙中不等接防部队到达,就涌向江边。
结果,渡江场面十分混乱,坠入江中淹死的士兵竟然不下千余,士兵很多武器丢失,天亮后日军猛烈袭击渡江部队,场面更加混乱。
失去指挥控制的部队,没有进入新阵地支援岳麓山,纷纷向衡阳方向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