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死,我并不惧怕

——再读《杨开慧致堂弟杨开明》的托孤信

一弟:

亲爱的一弟!

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筋[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杞忧堪嚎,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

近日浏览革命历史,又看到百封红色家书,阅后眼眶不禁又湿润起来。尤其是看到杨开慧的这封托孤遗言,内心无比悲痛,这是一位伟人,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一位忠贞的爱人。

这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托孤之信,1982年重新整修杨开慧故居时,人们在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一叠杨开慧的手稿,这封信才公诸于世。杨开慧,1920年冬与毛泽东在长沙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被捕,11月1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从这封信里:

我看到了一个母亲最深沉的无奈与最炽热的爱。 信中那句“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是何等的凛然与超脱!这绝非虚言,而是信仰赋予她的视死如归。然而,紧接着的“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瞬间将这份超然拉回人间最柔软的角落。这份“可怜”,是即将永别骨肉、无法护其周全的锥心之痛,是想象幼子失怙后风雨飘摇的彻夜难眠。那份遗嘱般的托付,字字泣血,句句千斤,是一个母亲在生命尽头,拼尽全力想为孩子筑起最后一道爱的屏障。她将自己定位为“弱者”,蜷伏在世界的角落,可这份对死亡的无惧和对亲人的牵肠挂肚,恰恰彰显了她灵魂深处最坚韧的强悍。

我看到了一个革命者最纯粹的信仰与最决绝的担当。 杨开慧清晰地“看见了死神冷酷严肃的面孔”,甚至感觉到“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缠在颈项。这不是臆想,是她身处险境、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清醒认知。明知如此,她依然选择留下这封未能寄出的信,选择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欢喜”赴死,是因为她坚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的价值超越了个人生命的长度。这份清醒的“杞忧”,这份从容的“预备”,是一个革命者对使命最忠诚的践行,是对“永不叛党”誓言最无声却最响亮的诠释。她的托孤,不仅仅是托付孩子,更是托付了自己未竟的理想,期盼孩子们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那春天,便是她与无数志士用热血浇灌的新世界。

我看到了历史尘埃下那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这封藏于墙缝半个多世纪才重见天日的信笺,如同一个时空胶囊,封存了一位年轻母亲、一位忠诚战士最真实的心跳与体温。它没有宏大的口号,有的只是对至亲的絮语、对稚子的不舍、对死亡的坦然。正是这份无比真实的脆弱与无比坚定的勇敢交织,让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我们,读来依然心灵震颤,热泪盈眶。它提醒我们,历史的宏大叙事是由无数这样有血有肉、有爱有惧的个体生命写就的。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为了一个理想的新中国,也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能拥有免于恐惧、在阳光下自由生长的权利。

这封信,是绝笔,是遗言,更是一首用生命谱写的关于信仰与母爱的永恒赞歌。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有时就蕴藏在那份对死亡的“不惧怕”与对亲人“放不下”的深刻矛盾之中,在认清黑暗后依然选择燃烧自己照亮前路的勇气之中。杨开慧,这位伟大的母亲、忠贞的爱人、坚定的革命者,她的名字和她这封泣血托孤信,将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里,提醒我们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春天,铭记那些在寒冬里为春天献出一切的人。（江西宜丰 李国样）